記得國中那年,台灣發生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頓時「陳進興」,成了一個「代名詞」,一種負面含意。時隔數十年,又有一個人,成了「代名詞」,意涵相似。
這個「代名詞」,離我很遠,因為我這輩子沒見過他、不認識他,當媒體大肆報導與其相關的「廢死」、「法律」、「刑法」、「監獄」,這些名詞,真的有種不真實感,毫無疑問地,我根本沒法想像會跟這些經驗牽扯在一塊兒。事情發生了,周遭的人討論著,這群人離我很近,我跟大家生活在一塊兒,於是成了我們之間的「話題」,但心裡總覺得不踏實,很空!後來我發現到這種空虛感,來自於無意義,我們討論一個離我們生活經驗很遠的事情,那這件事又帶給我什麼Meaning?所以,我一直沒有評論!
後來,無意間看到一篇社論,是一位我覺得很有人味的精神科醫生王浩威寫的。他下了這樣的標題「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逼出鄭捷這樣的生命狀態」。內容大致是在說,現在醫療現場中,看到很多小孩因為一些上課調皮搗蛋的行為,老師建議家長帶到醫院接受診斷,甚至是藥物治療,來降低孩童的活動量以適應學校生活,於是很多小孩被診斷為過動症(ADHD)。
這篇網路社論下面,有一位在教育現場工作的老師,跳出來補充,提到在教室老師有苦衷,一次動輒要教30名學生,教學、管秩序,實在是分身乏術,特別是遭遇到小朋友情緒失控或無理要求,很難處理,這不像是在診療間,醫生可以專心面對孩子、家長,仔細傾聽。回到自己身上,我認為每個孩子都有獨特的需求,不能像是做罐頭般地替他們一一打上分數,我帶著這種信念做輔導工作,也偷偷暗自嘀咕著老師們,總是打壓孩童們的能量;但當我進到教室,看到30名學生,我思考著要如何讓大多數孩子受益,於是我偷偷嘀咕著家長們,沒有把孩子教好;當我跟家長工作,我訝然發現,家長一人孤軍奮鬥,因為沒人懂她的孩子,也沒人想懂她的孩子究竟發生什麼事,讓她疲於奔波在工作、家庭與學校間,然後我又偷偷嘀咕著學校教育。
我身上的斷裂,不是多重角色間的轉換,而是那段「嘀咕」,我用一個簡單的答案:「你看,這不是我的問題,是XXX的問題」,來逃避當下的生命交會,幫自己卸下責任,而無法專心面對在我眼前的「這個人」,他的複雜感受、他的生命經驗,就如同我們討論那個「代名詞」,但在我們周遭的「這個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