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想先說一個故事，這是在我大學第四年的學期中，參與一間老人社福機構的送餐服務，在士林區大街小巷，幫行動不方便的獨居老人送餐。
這些伯伯、阿嬤通常都沒什麼力氣與防衛能力，因此待人也顯得特別小心翼翼，每位長者有他們的習慣，譬如：有位伯伯眼睛看不見，擔心有陌生人來，所以敲門時需要特別暗號；另外一位阿嬤每次都要敲幾分鐘的門，千萬不能按電鈴，她才會放心開門；更有一位伯伯，我送了半年的餐，還不知道他住哪，他總是叫我在樓下等他；而有些老人家身體不好，所以要幫順便扶他們起床用餐。
剛剛講到眼睛看不到的伯伯，告訴我一些事情。還記得第一次獨自送餐給伯伯時，心里有些慌張，怕他不知道我是誰，於是我用很破的台語跟他溝通，然而他說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你不會說台語，我跟你講什麼你都聽不懂，不像之前有個學生，他台語講得好，他跟我比較談得來。
另外，有一回送餐，敲門沒人回，以為伯伯出去了，於是我等了半個鐘頭，仍然等沒人。於是我厚著臉皮去問樓下的鄉親，我依然用著破爛台語問：「請問一下，X樓的伯伯去哪了？我是送餐的志工，我找不到他。」當時的我看起來雖然破破爛爛，但自認為誠意十足，沒想到等到地回應是不雅的言語，加上挑釁的動作要打我，他說了一句：你不是台灣人唷，台語都不會說，是怎樣？後來在旁人一邊替他道歉一邊阻攔下，他才悻悻然離開。
這兩件事讓我很挫折，並且內心很生氣地想問他們：「我只是想幫助人，為什麼要這樣？」後來我稍微懂了，那是一種距離、社會距離，從小到大我很少跟這群獨居的伯伯、阿嬤們生活、互動，我們彼此生存的脈絡、文化背景都很不同，因此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會有比較大的社會距離，那種差異不是我好心去懂你、服務你而消彌的，所以我氣他們不懂我，但同時我也不懂他們的憤怒，因為我們是來自不同的社會群體。
後來我開始思考自己的成長歷程，從小到大我只有在電視上或繁華熱鬧的角落看到他們，但我們彼此是不會有溝通的，一旦需要接觸時，就無法漠視對方的存在，離開舒適圈的恐懼就油然而生。 而這經驗，讓我深刻體驗到歧視與敵意是怎麼在生活周遭發酵，在兒童輔導工作的現場中，我常發現兒童同儕間的歧視與敵意，尤其是對於一些較特殊的孩童，比方說：外觀與他人明顯不一樣、動作緩慢、個性內向孤僻、特殊疾患。從他們的言語中，很明顯傳遞著刻板印象，經常帶有言語、肢體的中傷，而拒絕去瞭解、傾聽甚至是尊重，這些特殊孩童特別之處。
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家Gordon Allport（1954）曾經針對嚴重的（黑人）種族歧視提出接觸假說，它提到在某些情況下與對方團體成員間的直接接觸可以減少偏見包括（1）地位：接觸應該發生在團體平等地位的情況下（2）個別互動：接觸應該包括兩個團體中的個別成員一對一互動（3）合作活動：兩個團體成員應該共同努力達成目標（4）社會規範：著重團體間的接觸。
這在教育上頗具啟發性，意味著歧視、敵意是可以藉由行動而加以改善，我們都很疼愛小孩，會努力地保護他們，盡量讓他們朝向社會普遍認可的方向前進，然而有時也因為這樣的保護，喪失與其他人群接觸機會，於是當碰到與自我生命歷程截然不種的人出現時，本能反應就是戰或逃（Cannon，1929），這是為了保護我們生命的本能機制，卻也讓我們產生敵視或忽略等，令他人受傷的行為。
如今，棒球最高殿堂美國大聯盟球場上，許多頂尖球員都是黑皮膚，誰能想像1940年代，仍然只有白人可以進入球隊，這可以回溯到1947年Jackie Robinson，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打破膚色的黑人運動員，其球隊老闆Branch Rickey是幕後最大推手，他在隊上創造了隊員間平等、個人互動、致力於共同目標以及正向的球隊氛圍。
如果我們能花多點心思，創造平等、一對一、合作、安全的環境，讓孩子們能與不同階層、類型的人彼此交流互動，如此經驗充足，必然能教育出尊重、接納、同理、多元等特質的孩子，這樣的正向循環，將會大大降低處理孩子人際間衝突的力氣！
